波蘭戰役

傷亡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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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第15摩托化步兵團於9月9日在切畢亞洛夫屠殺（英语：Massacre in Ciepielów）300名波蘭戰俘、並加以埋葬的景象

波蘭戰役中各方的傷亡目前未有確實的數據，根據各不同來源有各種數據，所以僅能估計。波軍最常見的傷亡數字為共63,000至66,300人陣亡、134,000人受傷[154]；而軍事歷史學家史蒂芬·薩羅卡（英语：Steven Zaloga）則提出波軍共66,300人陣亡、133,700人受傷和587,000人被德軍所俘虜，另有100,000人被蘇軍所俘[155]；軍事歷史學家J·E·考夫曼（J.E.Kaufmann）則提出波軍有787,000人被俘虜，其中587,000人被德軍所俘，另外200,000人被蘇軍所俘[156]。軍事歷史學家阿德里安·吉爾伯特（英语：Adrian Gilbert (military writer)）則提出有66,300人陣亡、受傷人數約130,000、還有40萬人被德軍所俘、20萬人被蘇軍所俘[12]。另外，波蘭有相當多的士兵逃離了德蘇兩軍的包圍，藉由羅馬尼亞或匈牙利逃往了法國，吉爾伯特估計約有100,000人，而波軍的瓦迪斯瓦夫·安德爾斯少將則估計約有20至30萬人[157]，考夫曼還另外補充有85,000名波軍士兵因為進入中立國而被拘留[156]。德軍傷亡則比波軍小的多，薩羅卡提出其約16,000人陣亡、32,000人受傷，根據其他來源還有8,082人陣亡、27,279人受傷和5,029人失蹤[158]。現今，最常見的和最為人接受的數字為：8,082-16,343人陣亡、320-5,029人失蹤、27,280-34,136人受傷[154]。值得一提的是，波蘭戰役後希特勒於1939年宣稱德軍的傷亡數字為：10,576人陣亡、30,222人受傷與3,400人失蹤[159]。根據早年盟軍與波蘭流亡政府的估計，德國傷亡人數量為90,000人陣亡及200,000人受傷[159][160]。在裝備上，德軍共有674輛戰車損毀，其中完全報廢者有217輛（一說219輛，在這個數據中德軍共分別為損失一號戰車89輛、二號戰車78輛、三號戰車27輛、四號戰車19輛和LT-35戰車6輛[161]）[162]，其中第4裝甲師損失最重，共81輛戰車，另外還有319輛裝甲車、195門火砲、6,046台各式車輛和5,538輛摩托車[155]。蘇軍的損失難以估計，雖然大部分的數據顯示其傷亡人數不多，但根據資料來源不同而相差甚大，波蘭歷史學家聲稱蘇軍共有3,000人死亡、8,000至10,000人受傷[17]，而俄羅斯歷史學家伊格爾·巴尼契（英语：Igor Bunich）則估計蘇軍共約5,327陣亡與失蹤，但沒有紀錄受傷人數[16]，而其他還有資料指出蘇軍有737人陣亡，並估計總傷亡人數少於1,862人[17][163][164]。

戰俘處置與平民傷亡方面，由於波蘭戰役是一場「總體戰」的實例，因此平民在戰爭期間傷亡比率很高，包括一開始德國空軍在對民用目標和道路上奔逃的難民進行轟炸，以達到破壞通信設備和打擊波蘭軍民士氣的效果而採取的行動。波蘭戰役期間除了軍事行動所造成的傷亡外，因為三國人民間的仇恨，彼此私刑與殺害戰俘與平民之事時有所聞，希特勒還在戰爭前一週向德軍高級將領聲稱將派遣親衛隊進入波蘭，「毫不憐憫地殺死波蘭的男女老幼」。開戰後，波蘭軍民對其境內的德裔平民進行迫害與屠殺，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事件為9月3日發生的「血腥星期日」，一共有數百至數千名德國平民遭波蘭人殺害，此事還蔓延至德國國內，成為頭條新聞，後來德蘇兩國軍隊也大量屠殺了波蘭戰俘與平民（無論是正規軍或是政治部隊），例如在波蘭戰役全期中執行的「坦能堡行動」裡，約20,000名波蘭平民被德國親衛隊的「別動隊」於760處不同地點屠殺；在9月4日發生的琴斯托霍瓦屠殺（英语：Częstochowa massacre）中，德國國防軍在三天內殺害了990名波蘭平民和150名猶太人[165]。總計下來，波蘭戰役中波蘭平民約150,000至200,000人傷亡[166]，而德國平民也約有數千人傷亡。在1939年10月25日前，德國軍隊、警察和親衛隊單位已殺害了16,376名波蘭人[167]。蘇軍亦有殺害戰俘與軍官的行動，如「格羅德諾戰役（英语：Battle of Grodno (1939)）」結束後，被俘的波蘭軍官和士兵全被其處決[168]。

軍事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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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軍的失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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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的失敗是華沙政府對其盟國將採取行動的幻想，以及高估了自軍長期抵抗能力的必然結果。

——南方集團軍參謀長埃里希·馮·曼斯坦[169]

波蘭在戰前雖不如英、法、蘇、德四國為工業歐洲強權，但仍屬歐洲的一個大國，在軍事力量上也算是東歐列強。面對德軍的攻擊，波蘭武裝力量在短短四周的時間裡崩潰，原因令外界各國頗為關注。波軍主要的敗因很多，總體來說可分成戰略局勢的險惡、裝備現代化和機動力之不足、力量的懸殊差距、外交判斷上的錯誤等四方面。

戰略上，基於政治的理由而將主力部隊佈署於不利防禦的地域中，並樂觀地認為即便無法抵擋德軍，也有將部隊撤回维斯瓦河的可能。另外雖然波軍曾有計劃將西部工業區撤往東方，但其後來因為戰爭爆發而中斷，導致為了繼續擁有長期抗戰能力，波蘭不得不死守西部工業區[75]，當決定要放棄時，主力部隊又已被德軍所包圍，波軍被迫在非常不利的狀態（補給線被切斷、來自多方面的攻擊、德國空軍的炸射和通信被切斷等）下進行決戰[75]。因此，很大的程度上，波蘭的戰略態勢可以說是未戰先敗的惡劣[63]。

裝備上，1939年時德軍亦有許多武器並沒有完成現代化，這抵銷了波軍的一部份劣勢，但德國空軍的飛機屬世界領先之水準，而波蘭受制於有限的財政狀況和時間上的不足而無法供其飛機現代化，導致戰爭爆發後波蘭空軍無法與德空軍一搏，最終在開戰之初失去制空權，讓波蘭戰役於波蘭陸軍隨時被德國空軍轟炸的條件下展開、處於不利的位置。機動力上，波軍選擇其經驗豐富的騎兵作為主要武器，但忽略了德軍投入快速部隊後將對戰爭形式的改變[75]，因為後者挺進速度過快，導致波蘭最高統帥部難以判斷戰爭的發展，他們仍以法軍的步調在計算戰爭的速度，加之德軍轟炸通信站和波軍的情報傳遞既原始又緩慢，更使得開戰後的狀況混亂、難以協同。倘若波軍選擇將最具機動力的騎兵與機械化單位集結起來置於中央，以內線作戰的方式，在確認德軍主力位置後施加打擊，考虑到和德軍機械化部隊接戰時，波軍的騎兵部隊的打擊力頗成疑問[170]，部份歷史學家認為，最終情況將演變成因為波軍機動力不足，在未進行交火時就已被迂迴包圍、為敵所捉，又被迫在不利的條件下決戰[75]。再加上，若集結一個大規模的戰略機動單位，很可能會被德軍集中包圍殲滅，更為不利[75]。

數量上，波蘭與德國在工業和動員能力又有相當的差距，德國陸軍許多單位裝備的武器雖然與波軍素質相差不大，但數量上是數倍之多，戰車約為後者的3倍（有將後者與戰車性能頗有差距的迷你戰車算進去）、兵力亦為1.5倍（加之波軍動員效率低，部隊被打散而無法集中，而德軍機動力充足，可以適時抽調集結）等，一定程度上，數量優勢彌補了德軍步兵在二戰初期低素質的表現，在波蘭戰役的許多例子中可以看出，德軍步兵的成功乃因於他們可不斷遂行攻擊的火力之充足[171]。動員上，波蘭最高統帥部除了受制於外交政策，本身也誤判了德軍的動員速度，導致後者發起攻擊後，波軍還樂觀地認為德軍並未動員完成。

外交政策亦為波蘭的一大失誤，波蘭同時拒絕與其接壤的兩個陸上強權國家的同盟邀請，反而去與相隔遙遠的西方國家結盟，後來軍事計畫也變得過份倚賴西方盟國的協助，以至於在許多行動上欠缺獨立作戰之能力，如布楚拉戰役即是在撤退等待西方的援助與自行發動戰略打擊間徘徊。西方國家長時間遂行其綏靖以及「禍水東引」的政策，一方面希望遏止希特勒的侵略行動，另一方面又希望德國與蘇聯交戰，但沒有想到兩個完全對立的敵人會跳脫意識形態簽訂頗有同盟性質的條約。當戰爭爆發後，西方盟國也未直接發動攻勢，英法兩國領導人認為戰事仍有婉轉空間，進而制止了波軍的動員工作，甚至部份波蘭政治家也錯判希特勒的目標僅限於但澤與走廊地區。英法兩國陸上軍隊按兵不動，甚至連空軍都未派往波蘭或是用來攻擊德國本土，最終使得德軍主力能充份地集中，進行理想中的單線戰爭，而不會重蹈1914年德意志帝國軍隊兵臨巴黎城下時，受因於東線而趕緊抽調兵力、導致馬恩河戰役失敗的覆轍。當波蘭最高統帥部忙於對應德國的入侵時，原先潛在的敵人—蘇聯也加入戰局，使得嘗試於東部腹地重組戰線的波軍喪失了最後的希望，波蘭最高統帥部也認知到戰敗的事實。

與早期各界對波軍「僅進行輕微抵抗即迅速投降」和「對戰爭缺乏準備」的看法不同的是，波蘭戰役中波軍士兵仍有傑出的表現，如波蘭騎兵對德軍步兵的掃蕩行動頗為成功，波軍反戰車人員表現也非常活躍，他們有技巧地將長矛、手榴彈、馬刀扔進打開頂蓋的德軍戰車砲塔內[172]，還曾於9月5日一天內擊毀德軍30輛以上的裝甲車輛，而己方僅毀損兩輛[172]。在9月13、18、19日三次的戰鬥中，波軍迷你戰車組員羅曼·歐力克（波兰语：Edmund Roman Orlik）以TKS小戰車擊毀了德軍13輛戰車（大部分為效能較TKS佳的LT-35中戰車）[173]。波軍戰鬥機飛行員與高射砲組員的表現亦不錯。總體來說，即便在很多實力差距極大的情況下，波蘭軍仍能進行長時間的抵抗，這點也被德軍所敬重，日後成為武裝親衛隊著名將領的庫爾特·邁爾曾說過：「若是否認波軍的勇敢是不公平的，我們在布楚拉河所打的每一場戰鬥都是靠著極大的兇猛和勇氣所完成的。[137]」南方集團軍司令倫德斯特也表示：「向波蘭軍的勇敢和英雄氣概，至上最高的敬意。[174]」

經驗與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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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波蘭戰役後不久，西方國家就已獲得了許多詳細紀錄可供研究，但當時很多人將這場戰爭解釋為「波軍被德軍的數量優勢所壓倒」、「波軍被德軍的科技優勢所擊敗」、「波蘭敗在一場巨大的消耗戰中」[175]。在英法兩國的戰車軍事先驅者則聲稱，德軍如1918年協約國的作法：以重型戰車突破敵人防線擊敗波蘭，或是將其作戰方式解釋成遵照李德哈特、富勒這幾位的軍事理論作戰的結果（見下節）[175]，甚至有蘇軍於9月17日的入侵決定波蘭戰敗的說法[175]。由於波蘭戰敗的太快且當時主流的舊式線性作戰準則，英法兩國對於真正的敗因難以理解，也沒有明顯的跡象可證明西方國家從波蘭戰役中學到什麼[175]，雖然甘莫林後來宣稱「可以輕易切斷前進中的德軍戰車縱隊，並若波蘭戰役再於西方打一次，他將打贏這一仗。[176]」但在1940年的法國戰役中，盟軍還是同波蘭一樣，因為缺乏機動精神而被打敗，尤其是在盟軍擁有與後者規模相當的部隊和素質更佳的裝備等條件下，這個弱點更為明顯[177]。

德軍的收穫遠較任何國家來的多，首先，德國重新驗證他們的軍事準則優越處，擺脫在探討一次大戰德軍失敗的原因時對其產生的懷疑，重新恢復機動作戰的準則[178]。再者，印證了快速部隊的實戰能力，並在沒有任何先例的情況下，完成了德國軍事歷史上首次師級裝甲部隊的作戰行動[179]，還體察到部隊訓練不足、裝備的不適用和不合理性等問題。例如，裝甲師在巷戰的戰鬥中會蒙受極大的損失，如自9月8日起，第4裝甲師在華沙一帶的激烈戰鬥中，原先的120輛戰車到戰鬥結束時只剩下57輛可用於作戰，德軍自此即盡力讓裝甲部隊避開市區的戰鬥[161]。一號與二號戰車兩者裝甲薄弱，波軍僅用戰防步槍即可貫穿其裝甲[161]，所以古德林建議希特勒加緊三號與四號戰車的生產工作。至於同為機械化部隊的輕裝師則表現不佳，它們用於攻擊火力不足、用於偵查又太過笨重[180]，在波蘭戰役前德軍就有計畫將其全部改編為裝甲師，而戰鬥結束後更是確定且加快了改編速度。摩托化步兵師則因為單位人員過於龐大與笨重而被縮編，各師將一個摩托化步兵團抽出，後來此舉使得摩托化步兵師的數量大幅增加[181]。德軍還發現了88毫米高射炮與輕型防空武器用於戰防行動上的效果頗佳，波蘭戰役結束後，德國空軍的防空砲組員都必須接受戰防訓練[181][182]。德軍也注意到砲兵部隊常落後於步兵的行動，使得前線的部隊缺乏足夠的火力支援[182]，後來這個問題由「突擊砲」、自走砲等武器解決。波蘭戰役進行時，德軍也意外發現波蘭境內道路極為惡劣，各車輛為跟上攻勢進度而過份出力，導致其壽命嚴重縮短，甚至有部隊直接折損其裝備總數一半的卡車，導致陸軍參謀長哈爾德曾計畫「非摩托化計畫」，打算大量購買馬匹和相關器具，用以取代部份車輛，但這個想法隨後被「馬車部隊趕不上裝甲部隊」的報告所制止[183]。

在打敗波蘭後，希特勒下令德軍移師西線，並盡快發動攻勢，而陸軍總司令布勞齊區曾向前者說明「波蘭戰役的條件無法用於西方戰線上」，企圖說服希特勒放棄對西方國家的攻擊，但遭到駁回與斥責[184]。

閃擊戰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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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閃擊戰

波蘭戰役裡的德軍摩托化步兵

波蘭戰役常被視為德軍首次嘗試「閃擊戰」此一新式作戰模式的行動，西方國家並稱其為「閃擊戰」（實際上，這個詞語出自於何處眾說紛紜，在波蘭戰役後有另一種知名的說法為，「閃擊戰」一詞出自於1939年9月25日的《時代雜誌》[185]，詳見主條目）。二戰結束後初期的出版物中，亦可常見到關於德國人實踐了英國人的理念而創造閃電戰的說法。然而，這種說法目前已被一些軍事歷史學家所否定，如連·戴頓（英语：Len Deighton）表示閃擊戰的軍事理念肯定出自德國人，且自俾斯麥時代之前就累積了相當的基礎、完全由普魯士的軍事理念逐漸演進而來[185]。至於波蘭戰役是否具備閃擊戰的性質，戴頓則表示這場行動中「既沒有戰車大戰，也沒有大規模的戰車集結，德軍的包圍戰是由機動部隊所完成的。[185]」

其他軍事學家更進一步地說明了，波蘭戰役中德軍的作戰方式與後來在法國、蘇聯的作法明顯不同[186]（更甚者，戴頓提出法國戰役才是唯一一場閃擊戰的實例[187]），這時的德國對於機械化部隊的用法仍處於一個相當過渡的時期，馬修·庫柏（Matthew Cooper）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波蘭戰役裡，機械化單位的佈署純粹是為了輔助其攻勢和支援步兵戰鬥，因此，任何想將裝甲單位用到戰略層面的想法都還在萌芽階段……德軍地面部隊與空中力量的目標並非造成指揮系統癱瘓和士氣的崩潰，那些僅是德軍施行傳統的包圍機動戰和其空軍在充當飛行砲兵支援作戰時產生的副產品，透過物理上將敵人軍隊殲滅的行動才是德軍真正的目標，這即是波蘭戰役中的殲滅戰理論。[188]」約翰·埃利（John Ellis）則寫道：「馬修·庫柏的觀點基本上可說是公允的，裝甲師並未被賦予過（在早期說法中的）展現出實質的裝甲閃擊戰一類的戰略性任務，反而是緊貼著大量的步兵部隊行動。[189]」薩羅卡還額外補充道：「雖然西方國家已再三強調了在波蘭戰役中裝甲部隊和俯衝轟炸機的攻擊造成的震撼，但它們往往忽略了砲兵的作用，後者具機動力而隨時可支援前線的性質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它們所粉碎的敵軍數量也不下於其他德軍單位摧毀者。[188]」

總體來說，波蘭戰役是一場藉由摩托化軍完成若干次小規模包圍戰的戰術行動所完成的戰例，而非運用裝甲部隊達到戰略性質的大規模機動包圍戰，但直到今天，在若干業餘或非正式戰史文獻中仍可見得將波蘭戰役視為閃擊戰的戰例，並將後者視為一種戰術，或把任何一場運用精銳兵力，藉由速戰速決獲勝的戰爭稱作閃擊戰[186]。

政治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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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與佔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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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畫的1940年德國地圖

1939年12月18日，德意志國防軍於博赫尼亞處決了56位波蘭平民

按照《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內容，德國將擁有18萬8,000平方公里、2,020萬人的佔領區[190]。於是在波蘭戰役尚未結束時，德國就先於9月8日和13日設置了佔領波蘭的軍區，分別阿爾弗雷德·馮·沃拉德-博克爾貝格（德语：Alfred von Vollard-Bockelberg）指揮的「波森」軍區（Posen，後來該區成為德國入侵蘇聯的主力部隊—中央集團軍的總司令部）和由瓦爾特·海茨指揮的「西普魯士」軍區（Westpreußen），分別佔領了大波蘭和波美拉尼亞兩區[191]，之後將兩者劃入本國領土，共面積達9萬平方公里，人口約有1000萬，較1914年的德意志帝國東部邊界長250公里[192]。後來希特勒將任命亞瑟·格雷澤（英语：Arthur Greiser）和但澤的納粹黨州領袖阿尔贝特·福斯特兩位納粹黨行政人員管理「波森」與「西普魯士」兩軍區[191]，而剩餘的波蘭領土則由新成立的「波蘭總督府」管轄，由漢斯·法蘭克負責。1939年10月3日，希特勒再設立了「羅茲」和「克拉考」軍區，並分別由倫德斯特和利斯特將軍指揮。佔領期間，納粹政府對併入德國領土的地區施以「德國化」政策，判斷居民是否具有德意志血統，或無則依照種族而施加不同待遇，波蘭人不是遭到驅逐就是被派放至德裔人家庭作勞動力，並剝奪了他們接受教育的權利，使其成為單純的勞動群眾，而單純因為他們是波蘭人就被德軍殺害的事件時有所聞，德軍部份將領，如布拉斯科維茨曾向希特勒抱怨親衛隊的行徑，希特勒後來因此對他產生了惡感[193]。驅逐出德國境內的波蘭人和猶太人被送至波蘭總督府中，爾後德國設立大量的集中營將他們有系統地屠殺。

蘇聯方面，其吞併的波蘭領土被瓜分至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40年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後）中，並施行「俄羅斯化」政策，將大量波蘭知識份子、軍官、地主等社會精英予以屠殺（最為著名者即是「卡廷森林屠殺案」），並把大量平民送至古拉格勞改營。根據「波蘭国家记忆研究院」的資料，在1939年至1941年蘇聯佔領期間共有15萬名波蘭人死亡、100萬到32萬人遭到驅逐[194]。戰爭全期，共有全國六分之一（600萬人）的波蘭人死於德國或蘇聯的佔領政策下[193]，為二戰各國傷亡人數比例中最高者（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傷亡統計）。

波蘭官方在戰事結束後從未正式宣佈投降，其殘存軍隊逃往西方盟國繼續對德作戰，也有大量的士兵脫下軍服躲到森林或是民眾之中，波蘭本土因而逐漸誕生一支地下反抗軍，並在二戰期間於波蘭本土上進行過多次的游擊戰，波蘭境內的抵抗運動也是二次大戰各個被納粹所佔領的國家中最大規模者[195][196]，也是僅次於蘇聯（120萬）和南斯拉夫（80萬）境內游擊隊人數的第三大地下抗德武裝部隊（51萬）[197]。1939年9月30日，波蘭推舉出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將軍作為流亡政府的領導人，並於各地戰場加入盟軍對軸心國作戰，如1940年的法國戰役、不列顛戰役、西部沙漠戰場、1943年的義大利戰場、1944年的「大君主作戰」和1945年「柏林戰役」等，本土上亦多次爆發大規模武裝抵抗行動，如1943年的華沙猶太區起義、1944年的華沙起義，希特勒為報復後者的行動而下令德軍摧毀華沙，華沙因而被夷為平地，成為二次大戰受創最為嚴重的一個城市。除了提供可用兵力外，波蘭人也在情報領域方面也對盟軍有相當的貢獻，其中以協助竊聽無線電和戰前破譯了恩尼格瑪密碼機最為出名[198]。

與蘇聯關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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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訪問蘇聯的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西科尔斯基將軍与約瑟夫·史達林

主条目：西方盟國的背叛

法國戰役結束後不久，由於預見蘇德戰爭不久將爆發，波蘭同與德國瓜分其領土的蘇聯外交關係發生了變化，由於盟軍欲組成一個統一的反德戰線，英國向波蘭流亡政府施壓，加上國內外極其對雷茲和貝克同時與德國和蘇聯為敵的「兩個敵人」政策不滿，西科爾斯基被迫與蘇聯修好[199]，並要於後者領土內建立一支波蘭軍隊。波蘭內部還曾在看法上存有分岐而一度分裂，在納粹德國於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後，西科尔斯基宣佈支持蘇聯，兩國暫時恢復了外交關係。然而到了1942年，蘇波兩國關係再度惡化，並分為兩派：親西方的安德斯與西科爾斯基將軍派和反對派[200]。

1943年，德國於卡廷發現了遭蘇聯屠殺的波蘭軍官屍體，波蘭流亡政府要求進行調查，蘇聯藉口波蘭「與德國同流」而宣佈斷交，並繼續培養蘇聯境內的波蘭部隊，人數逐漸壯大至十萬多人，稱「波蘭人民軍」。到了1944年，波蘭地下反抗軍——波蘭家鄉軍進行史稱「華沙起義」的抗德作戰，但距離極近的蘇聯軍隊不前往支援，任其被德軍所消滅，而後佔領華沙時，再將其他反蘇或是意識形態敵對的波蘭人逮捕，扶持其共產黨政權，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之後再度分裂為主張和蘇聯與「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談判與其反對者[201]。戰後，波蘭長期由共产主义政党「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政，並以「寇松線」做為蘇波邊界，流亡於西方的波蘭政府則要一直到東歐剧变後才重回故土。